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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30年前的温州首富 马斯克都算他晚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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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在30年前,温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练、长相很乡土的苍南县金乡镇名叫叶文贵的男人。叶文贵有自己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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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前,温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练、长相很乡土的苍南县金乡镇名叫叶文贵的男人。叶文贵有自己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车,而且是几十年后都够时髦的电动轿车。那时,叶文贵的电动轿车真的动起来了,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呐。崎岖的乡间山路上,电动轿车像小马驹似地颠着。

30年前,温州首富坐拥千万家产时,宗庆后还在绍兴乡下的茶场种茶、烧窑,马云还在为高考数学只得了一分而泪洒考场,只是今天,他去哪了?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自此,“温州模式”不仅成为打开温州这个创造了无数改革奇迹的“潘多拉盒”的“钥匙”,更是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温州模式”30周年,当年的首富去哪了?那些创业失败者去哪了?

30年前的5月,空气清朗,没有雾霭。作为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新闻系的3年级学生,我正焦虑于即将到来的期末大考。

我不知道,省城杭州以南300多公里外山坳里的温州,发生了一件大事: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第一次见诸媒体。自此,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成为大开放的先锋,而改革则以地处江浙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花开两朵。在这当代中国邓氏改革的三大底层突破的示范力量中,尤以“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最为异端。

我也不知道,在此后的30年里,温州以及说着满口极其难懂方言的温州人,会成为我记者生涯的第一观察样本。30年间,我曾经32次穿行于这片躁动不安的土地。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可以让相恋的人离心,也可以令相濡以沫的老者阴阳两隔。30年足够长,“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假冒伪劣的温床”、“温州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中国最盛产老板的地方”、“温州炒房团”等等,都成为过形容温州与温州人的前缀。真真假假、香香臭臭、黑黑白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没有一座城市能如同温州那样,总是以中国改革语境下最为坚韧的姿态,让人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为什么“温州不死”?什么是“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我们为何要纪念温州模式30周年?对中国改革而言,今天的温州仅仅只是行将消散的历史烟云,还是依然能够照耀我们未来的一抹光亮?

这些设问太过宏大。且慢,还是让我们一起听听两位温州佬的故事。这两位故事的主角与很多温州成功老板的差别在于,他们,都是失败者。

“不死鸟”的温州故事一:首富叶文贵

浙江出过两个“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而温州公认最大的老板是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年轻时代的叶文贵

但在30年前,温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练、长相很乡土的苍南县金乡镇名叫叶文贵的男人。金乡原称金舟卫,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侵扰,建立了十华里长的卫城。后改称金乡卫。清康熙九年降为镇。这里土地稀缺,又地处天涯死角,多少年来都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1978年,新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没想到,几年后,金乡竟真的变成了“金子之乡”。

作为金乡最早掘出了第一桶金子的人,叶文贵脑子鬼灵,有一手电工绝活。有点本事,又有了政策机会,就坐不住了。1980年起,他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泊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上千万元。那时候,宗庆后还在绍兴乡下的茶场种茶、烧窑,南存辉是走街串巷的补鞋匠,马云正因为高考数学只得了一分而泪洒考场。

 

叶文贵企业的股票

叶文贵开始富甲一方,显赫一时,他的名气当年甚至盖过了后来的“浙商教父”——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鲍勃惠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跑去看叶文贵:“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县里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为家乡作贡献不光光是办好自己的厂子,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说,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个体私营业主竟当上了正经八百的堂堂父母官,这的确是破格,是只有温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国改革“第一”。

叶文贵更忙了。除了管厂子、跑业务,还得不停地开会、开会。光荣感和兴奋劲过后,他有些厌倦了。这官当得太累。对叶文贵深表同情的时任《浙江日报》常驻温州的著名记者张和平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

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再后来,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了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预选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么说也不愿挑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担。理由是:怕开会,怕做报告,怕耽误时间。

叶文贵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车,而且是几十年后都够时髦的电动轿车。和他的造车相比,台州农民李书福只能算作晚辈。

起底30年前的温州首富 马斯克都算他晚辈

叶文贵的电动车实验

1980年代末,他觉得动手的时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对他的热情渐渐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环。

几年后,凭着叮叮铛铛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也掀开了梦的一角。叶文贵的电动轿车真的动起来了,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呐。崎岖的乡间山路上,电动轿车像小马驹似地颠着。叶文贵的心也随之激动地狂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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